[评论]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成功人士刘强东的“人生污点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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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航 4 月 24 日发于北京

归根结底，这是一个给人命定价的问题。

王小波的《关于崇高》[1] 提出了“人命重于一根国家的电线杆”的观点，反映了 90 年代的中国社会，已经开启了对人命价值这一命题的探索。而有了将人与物比价的先例之后，问题最终都将归结于：如何给每一个人“定价”。

同样是下水救人牺牲，被救的人是小孩、老人或孕妇哪个价值更大？牺牲者是民工或是博士，是城镇户口或是农村户口，哪个价值更大？

——又或者，牺牲者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是成功男人还是普通女人，会影响到哪个价值更大的判断吗？

#Metoo 切了“优势男性”们的蛋糕

在最近两三年风起云涌的 #metoo 运动里，一批长期被侮辱、被损害的女性有机会说出她们的故事，正义得到了伸张。而借着这种运动的波浪，美国的电影大亨、知名主持、中国的高僧大德、公益人士，只要性别为男，什么样的人被拉下马你都不要奇怪。

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漩涡中的刘强东，他跟明尼苏达大学一位女学生之间的官司至今仍未了结，即使检方排除了让刘直接坐牢的可能性。虽然不同人可能有异议，觉得此案与 #metoo 无关，但我觉得这起案件的发生、审理过程和其中舆论风向，都带有明显的 #metoo 痕迹。

#metoo 并非一个完美的运动，它是对过去“优势男性”（Alpha male）作威作福的局面的拨乱反正——说到这个“优势男性”，一些因书呆子形象被嘲讽的（男）华人华侨，因外在形象不佳而约不到女孩的失落男孩，同样满腹苦水。故而，在矫枉过程中，过正在所难免。

重要的是，女性开始获得发声机会，并索求她们应得的部分社会权益、资源和地位。在社会资源总量没有增加的前提下，多了人来分蛋糕，已经在桌上吃蛋糕的难免叫苦不迭。

这里面，就毫无疑问涉及到对人命价值的计算。所以，“跳河救人时，牺牲一个民工比牺牲一个博士更划算”这样的计算方法，被很多人沿用到对性侵举报的处理上。

扳倒大导演韦恩斯坦成为 #metoo 运动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。此后，在 Matt Lauer、学诚法师、“乙肝斗士”雷闯等人落马的过程中，受害者挑战他们的征途无不困难重重。

“专业人士”该保，受害者的才华抱负就无所谓？

NBC《Today Show》名嘴 Matt Lauer 曾先后对三位与之共事的幕后女制作人性骚扰，包含，该女子当时向管理层报告了此事，但由于 Lauer 带来的可观收益，管理层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[2]

雷闯被指控强奸女志愿者后道歉，但在声明中将此事单方面定义成“恋爱关系”。他广泛的公益人脉圈里，普遍反应是赞赏雷闯知错能改有担当，支持他勇敢面对重新开始，大家还是“好兄弟”；同时质疑女方居心不良、故意抹黑、“仙人跳” [3] ，单看表面，也与刘强东事发后的舆论反应如出一辙。

当时，还有一名差点被某实习飞行员强奸的网剧导演公开遭遇，她说自己去公安局立案时遇到了前来的航空公司领导，力劝她不要立案，因为“栽培一个飞机师的成本很高” [4] 。该飞行员后来被依法批准逮捕。

腾讯《大家》作者周韵总结说 [5] ，吴春明、陈小武、沈阳、张鹏等学术圈“大佬”，在涉及性侵嫌疑的时候，无一例外都会得到这样的辩护声音：“科研人员培养不易，不能因此就废了一个学术人才。”

跟著名节目主持人、公益人、飞行员、学术界人士相比，似乎没有一个人按照冰冷的“人命价值”计算，能比得上刘强东的。

即使受到股票抛售潮的影响，刘强东在 2018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[6] 上身价大幅缩水，净资产减少了 34%，排名从去年的第 16 位跌至今年的第 30 位；但他的身价仍然高达 62 亿美元，也就是 416.6 个小目标。

所以，还没等案情水落石出，就开始为刘强东和他的企业家精神、兄弟情谊、解决就业的高尚情怀等辩护，甚至只是单单为了京东购物的更好体验而辩护的人，似乎也比上面那几位多一点。

但除去人数上的差异，太阳之下并无新事。

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摧毁的到底是什么

成功是中国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观。马云曾对着韩国电视台的镜头流泪后悔自己忽略了家庭，但在谈 996 时也不能免俗，还是说“努力也许不一定成功，但不努力肯定不会成功”这样的话。

社会对成功的定义相当狭隘——基本等于有钱有势。而这样的“成功”也是“成功人士”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的硬通货，让他们拥有舆论上的“免死金牌”，即使声誉受损，也总有人说他们还算是个枭雄。

然而，在上面的案例中，“优势男性”对手下女孩的所作所为，却让女孩们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职业路径毁于一旦，扼杀了她们成长为学术人才、社会栋梁的机会。

2016 年底，经济学家劳斯(Cecilia Rouse)和戈尔丁(Claudia Goldin)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当一流的专业管弦乐团开始隔着屏风面试音乐家时，女性被录取的几率激增。

重要的是，盲试的引入，本意并不是为了抗击对女性的歧视——只是为了防止招聘者偏袒具有影响力的教师的学生。管弦乐团本不认为他们存在性别歧视之嫌疑。然而，这种旨在打击裙带关系和徇私行为的程序，最终也打击了性别歧视。

就此，专家呼吁通过在翻阅简历时去除肤色、性别等与工作能力无关的信息，来降低部分人群受到隐性歧视的概率。[7]

另一些时候，歧视简直不能说是隐性的了，而明显到成为“房间里的大象”（Elephant in the room）——人们都知道，但都选择性忽略。

去年，东京医科大学等日本高校爆出了歧视女生和复读学生的丑闻。根据文部科学省对全国 81 所医科大学和医学部进行的调查，发现女生更难被录取，男生的平均合格率是女生的 1.2 倍。但这并不是因为男生的成绩果然更好；有很多数据证明在入学考试中女生在全体考生中的排名（即“偏差值”）高于男生。

4 月中旬，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惊世骇俗的开学演讲 [8] ，再次把这个问题放在了公众面前，但至少中国对此的讨论很快在一片新的突发“大瓜”之中淡化下去。

在前述《大家》的文章 [5] 里，周韵写道：

“‘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毁了一个人’——是的，他有‘公益斗士’的荣光、他有‘知名教授’的光环、他有‘专业能人’的身份，他们的能力、事业、光明未来是重要的、是‘千万不能被毁掉’的，难道被他们侵害的人们，他们的才华、热情、抱负、施展、希望，就不重要、就被打击伤害了活该吗？”

我们不能只等到一些“她们”穿越社会的恶意幸存下来，长成“成功人士”，再马后炮地认可她们的才华、热情、抱负、施展和希望；更不能即便出了这样的例子，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说“这只是个例不是普遍现象”、“向上爬还不是靠了男人”这样的话。

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，如果获得充足的支持，弱势群体会绽放出怎样的生命之花；所以伤害弱者的人，也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摧毁的到底是什么。

“旗帜鲜明”之前，最应该呼唤的是真相

诚然，很多被确定实施过性侵的“成功人士”，都有他们艰苦创业的光荣历史，也借助了时代浪潮的推波助澜。很多人取得的成就既是前无古人，也是难以复制的。

但一码归一码，一来他们的荣誉和犯下的过错以至罪行不能“相抵”；二来这些以男性为主的成功群体，很难在自己的上升轨迹中，完全排除他们身为男性这个性别因素带来的加分。

把人简单的分成男和女，会掩盖一些具体个案的复杂性，但现在 #metoo 运动及其反作用力的现状就是如此。所以，也有女性将自己的事业不顺错误的归因为性别歧视，而不是自己可能能力不足，这点以前几天报考清华不成的女生焦越比较典型。这是 #metoo 不成熟和消极的一面。

但即使是从男人的视角也会发现，自己很难完全区分前来控诉的女性个案中，哪些是真歧视真迫害，哪些是她个人问题。

具体到刘强东的案件，如果女方诈骗，报假案（这是对国内所谓“仙人跳”的更正式称呼），是一回事；如果女方的遭遇被定性为强奸（即使是刑事没有，但民事有），是另一回事。

将心比心，大多数女性再怎么消费主义，都不会喜欢一个确有性侵前科的商店老板，也可以寄希望于归纳出“少女